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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历史,可见的未来”中,博主提到一个因果链:“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是塑造我国经济发展特征、企业风险暴露的源头。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向、企业风险演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地方”关系在新形势下的调整。
 
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以下简称“建议”)相关部委领导的解读来看,未来“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方向:中央权威进一步增强。
 
首先,中央会在未来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刘昆在《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建议”第272-279页)中提到,“适当上移并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强中央直接履行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支出方向方面,“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重大战略、重要任务、重点改革的财力保障研究,分清轻重缓急,坚持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政策落地”。也就是说,未来中央权威增强,会集中财力,进一步聚焦战略型发展支出。
 
其次,中央会在未来风险防范方面扮演核心角色。郭树清在《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建议”第287-293页)中提到,“我国金融事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地方金融事权比较有限……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与地方党委和政府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协同发力”。可见,风险防范方面,就是中央主导、地方配合的格局。
 
最后,债务化解方面,中央坚持“不救助”原则,不会被地方政府“道德绑架”。易纲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议”第280-286页)中提到,“我们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严厉的措辞背后,大家仔细品品,俨然是现实中“中央—地方”在风险防范层面的博弈。
 
中央权威增强对信用风险评估会产生什么影响?
 
区域经济、财政实力基础上的分析适用性下降。市场上不管是“投资不过山海关,买债不入云贵川”,还是东北三省之后,东四、东五、东六……的猜测和排序,主要还是基于各地独立的经济、财政和信用环境分析。如果未来中央在发展和风险防控中的作用提升,中央基于战略重要性的日常转移支付和紧急救助,对区域信用风险的影响以及对相关企业偿债的影响,在评估中的权重应该有所加强。由此,区域在战略规划中的地位,在分析中的权重也要相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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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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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诚首席债券分析师。个人微信公号:评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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