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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地观察了中国三十年，我认为那里的经济波动主要来自政策的转变，而西方经常提及的内部性的“商业周期”，中国一丝也看不到。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这个问题的提出，代表中华民族复兴在即。
落后挨打的近现代，国人一直追问的是，中国究竟哪做错了？错了咱就改。错在不重视装备，那咱就洋务运动；错在科举误国，那咱就废了它；错在帝国体制，那咱就革命推翻它；错在儒家思想的禁锢，那咱就新文化运动……
抗美援朝之后，中国终于解决了挨打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基本解决了挨饿问题；新时代，中国重在解决挨骂问题：中国模式到底对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弱了，穷了，反思哪做错了；强了，富了，就不得不思考：中国哪做对了？
这是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要列举中国存在的问题，相信上至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下至普通老百姓，都能说上个半天一天。但问题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平均近十位数的增长，除了盯着问题，必须承认，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
经济学家的典型回答是，中国融入了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以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为基础，以“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模式，在全球贸易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这方面就不推荐书了，经济学视角下，相关分析很多。
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中国的这种比较优势从何而来？如果人口是优势，为什么印度没有实现如中国般快速增长？如果资源是优势，那有着丰富资源的拉美和中东，为什么会陷入所谓的“资源诅咒”？这所谓的“既定”的比较优势，是否有历史的渊源？
这又引发进一步的思考，经济发展到底靠什么？《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给出了微观主体“动机”层面的解释。本书的文献综述非常精彩。资源或许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但有了资源不一定能实现经济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需要有微观主体“动机”意义上的解释。本书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在寻找经济发展背后微观主体的行为动机。韦伯给出的答案是“新教伦理”，格林菲尔德给出的答案是“民族主义”。那中国呢？
张五常给出的回答是：特定契约下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动力。什么样的契约设计？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除了书中给出的契约设计，是否与传统中国“中央—地方”、“政府—企业”的关系有关？
回答上述问题，推荐《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看财税关系的调整是如何影响“中央—地方”关系，又是如何影响“政府—企业”关系的。如果还想从历史深处寻找答案，可以看看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伴随中国“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争论，体会“中央—地方”关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可以仔细读一下《盐铁论》，领悟古人对于“国有企业”的政治考量。
中国做对了什么？按照上述逻辑，答案很可能在“基因”。换句话说，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是谁。
以上解释是基于剖析中国的视角。再介绍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中国的发展不是因为做对了什么，而是国际体系的变迁选择了中国；正如中国近代的落后，也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彼时的国际经济体系变迁选择了欧洲。这正是《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给的解释。
所以，中国的发展靠什么？最终，中国到底是做对了什么？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基于不同视角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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