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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 | 中国做对了什么?

近距离地观察了中国三十年,我认为那里的经济波动主要来自政策的转变,而西方经常提及的内部性的“商业周期”,中国一丝也看不到。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这个问题的提出,代表中华民族复兴在即。
 
落后挨打的近现代,国人一直追问的是,中国究竟哪做错了?错了咱就改。错在不重视装备,那咱就洋务运动;错在科举误国,那咱就废了它;错在帝国体制,那咱就革命推翻它;错在儒家思想的禁锢,那咱就新文化运动……
 
抗美援朝之后,中国终于解决了挨打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基本解决了挨饿问题;新时代,中国重在解决挨骂问题:中国模式到底对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弱了,穷了,反思哪做错了;强了,富了,就不得不思考:中国哪做对了?
 
这是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要列举中国存在的问题,相信上至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下至普通老百姓,都能说上个半天一天。但问题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平均近十位数的增长,除了盯着问题,必须承认,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
 
经济学家的典型回答是,中国融入了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以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为基础,以“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模式,在全球贸易中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这方面就不推荐书了,经济学视角下,相关分析很多。
 
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引发的进一步思考是:中国的这种比较优势从何而来?如果人口是优势,为什么印度没有实现如中国般快速增长?如果资源是优势,那有着丰富资源的拉美和中东,为什么会陷入所谓的“资源诅咒”?这所谓的“既定”的比较优势,是否有历史的渊源?
 
这又引发进一步的思考,经济发展到底靠什么?《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给出了微观主体“动机”层面的解释。本书的文献综述非常精彩。资源或许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但有了资源不一定能实现经济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需要有微观主体“动机”意义上的解释。本书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在寻找经济发展背后微观主体的行为动机。韦伯给出的答案是“新教伦理”,格林菲尔德给出的答案是“民族主义”。那中国呢?
 
张五常给出的回答是:特定契约下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动力。什么样的契约设计?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除了书中给出的契约设计,是否与传统中国“中央—地方”、“政府—企业”的关系有关?
 
回答上述问题,推荐《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看财税关系的调整是如何影响“中央—地方”关系,又是如何影响“政府—企业”关系的。如果还想从历史深处寻找答案,可以看看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伴随中国“郡县制”和“封建制”的争论,体会“中央—地方”关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可以仔细读一下《盐铁论》,领悟古人对于“国有企业”的政治考量。
 
中国做对了什么?按照上述逻辑,答案很可能在“基因”。换句话说,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是谁。
 
以上解释是基于剖析中国的视角。再介绍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中国的发展不是因为做对了什么,而是国际体系的变迁选择了中国;正如中国近代的落后,也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彼时的国际经济体系变迁选择了欧洲。这正是《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给的解释。
 
所以,中国的发展靠什么?最终,中国到底是做对了什么?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基于不同视角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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