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一份应该引起重视的文件。

一、政策信号：中央权威或将持续加强

看到“意见”，很多人可能会冒出来一个疑问：统一的大市场？作为中央集权国家，我们又不是欧洲，难道现在是分裂的市场？回答：确实是。

制度上，我国的确是中央集权，地方应该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指令，全国一盘棋；但实践中，地方并不仅仅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有各自相对独立于中央的目标考量。也因此，博主一直说“中央-地方”关系是理解政策非常重要的视角。

此次“意见”表明中央权威将继续增强。过去几年，“中央-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势是中央收权。财政收入、支出及债务预算约束等方面，中央均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此次“意见”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在地方发展转型中的作用。“意见”指出，要“指导各地区综合比较优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基础、防灾避险能力等因素，找准自身功能定位”。

二、底层逻辑：为什么中央要加强对地方发展转型的指导？

核心原因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科层制优势在执行、事业部制优势在活力。不同时期的制度架构差异关键在组织的目标。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下，GDP是地方政府的核心KPI。在政治锦标赛的作用下，发展指标以“行政发包”的形式层层加码，使得地方政府变身为准公司，以类事业部的形式竞争。

“地方政府公司化”有利有弊。

利的一面，是快速发展。张五常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微观基础。放权给地方，类事业部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正是在地方政府竞争下，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经济体上百年的发展历程。

弊的一面，是区域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均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副作用。也就是“意见”中提到的“力戒贪大求洋、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

抗疫期间各地的表现也凸显了行政发包的问题。当清零成为优先级更高的KPI，一旦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就立马切断跟外界的联系，哪怕可能连病毒的影子都没看到。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怪象：外地游子回个家变成了大逆不道，援建方舱的英雄因为属地问题被困……发展经济的时候抢人，控制疫情的时候赶人，背后都是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逻辑。

外部环境变化要求组织架构调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事业部制下的各自为政难以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打破行政区隔，才能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有效整合配置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权不是目的，是手段。
 

三、行动指南：后续机遇和挑战

中央收权是趋势，是发展的手段，由此机遇就在中央财政支出的方向。

机遇一，战略型科技发展。主体在央企、部分区域的地方国企和少量优质民企。

机遇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城镇化。中央财政强调“虚中央、实基层”，因此，建制县会有可观的基建投入，主体机会在城投和地产。

机遇三，以“城市群”为目标的新老基建。老的基建仍有很大空间，城市轨道交通、城市防灾性管网建设、城市更新及跨区交通设施等；以建设智慧城市为目标的新基建，充分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将基建网络与产业链互联互通，机会主体在发达区域转型后的城投。

盈亏同源，风险在模式转变过程中的阵痛。

风险一，情绪引发净值波动加大。权力的收放，会带来很多博弈甚至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恐慌，加大资本市场的波动。

风险二，基于历史统计的评估模型适用性进一步减弱。不能像是经典著作里那只火鸡，感恩节快到了，还在沉迷过去主人的投喂。

风险三，受益于地方政府信用输送的“经营性僵尸国企”风险加大。这些企业自身经营及财务能力很弱，资本市场融资主要靠地方政府背书。在地方可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风险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