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士认为，信用市场上“国企信仰”是“民企偏见”的原因。为什么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根源就在于大量僵尸国企对信用资源的无效占用。这个归因对吗？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误区：“并存”不等于“因果”。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是现实，信用收缩下，投资人对民企歧视加剧甚至一刀切，是现实；虽然也有城投、国企融资负责人满腹委屈“吐槽”融资压力大，但投资人对城投及国企的偏好强化，也是现实。现实就是信仰和偏见并存，但这并不代表“国企信仰”是“民企偏见”的原因。这两年博主的体重见涨、中国的GDP下行，难道说GDP是被博主这样的胖子吃没的？

 

“国企信仰”和“民企偏见”背后有共同的影响因素：我国的金融生态特征。“中央财政货币体系”是我国金融生态的特点。在这个体系下，只有中央政府具有原生性的“信用”，其他包括省级政府、央企、国企，甚至民企，都是中央政府信用的衍生品。在这个体系下，跟中央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成为信用资质的关键影响要素。而在信用收缩、避险情绪升温的下行周期下，信用投资中就出现信仰与偏见并存的趋势。《“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可能是个假问题》

 

政府作为信用链枢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人类历史上，信用最好的，并不总是政府。历史记载，希腊大部分城邦的信用资质非常差，排序远不如富裕的市民。因此，各城邦借款，往往需要资产雄厚的市民提供担保。公元前377-前373年期间，有13个城邦从神庙借款，结果只有两个城邦如期还款，75%的借款违约，从那以后，该神庙就倾向于只借钱给个人，用土地抵押作保。这种局面同样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欧。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后，信用才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债券才成为所谓的无风险品种。人类历史中，信用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推荐两本书：《千年金融史》《利率史》。

 

中央政府作为信用链枢纽也是我国的基因。欧美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国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为什么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后很快销声匿迹？为什么会有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的大发展？为什么坊间流传政策是“中央晴空万里、省里乌云密布、基层倾盆大雨”？为什么……？都跟中央地方关系密切相关。在特定时期的制度框架内，理解“央地博弈”及其对经济和金融生态演变的影响，再次推荐《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特点不是问题，更不是危机。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瑕，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带来新的问题。特点从来都是两面的。民企融资改善的前景显然不是体系的崩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不能靠国企自杀，也不能靠金融机构抗雷，而是要靠以区块链等技术为手段的边缘化信用重塑，形成对原有“中央财政货币体系”的完善。能实现吗？

 

投资只关乎应对未来。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读历史不能让人类更准确地预测未来，但能让我们明白，没有什么事情注定发生，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