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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闹得沸沸扬扬。维护者称这关乎言论自由,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就不应该惧怕一切反对声音;反对者称以道听途说的素材为蓝本,在如此敏感的时期自行代表武汉发声,极其不合时宜。
 
先站个队,在这件事上,博主支持“反对派”。先来理清楚几个概念和基本逻辑。
 
首先,政府会被骂垮吗?回答是,会。在博主多次推荐的《狂热分子》里,作者提出了 “言辞人攻击—狂热分子推翻—建制者重塑”的进程,其中骂政府正是上述政变三部曲的第一步。
 
其次,不会被骂垮就应该容忍攻击?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渣男可以说,如果女孩足够强大,就不应该害怕被我抛弃;贪官可以说,如果制度足够健康,就不应该害怕我们几个蛀虫;小偷可以说,如果你家足够富裕,就不应该害怕被我惦记。所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能不能承受被骂的结果,而是即使不会被骂垮,凭什么要被骂?
 
再次,反对日记出版的人是极左?概念清晰是讨论的前提。先来界定下什么是政治学里的“左、右”。大家可以双手握拳感受一下。现在,左手代表左派,右手代表右派。左手的特点是什么?弱,所以需要帮助;右手的特点是什么?强,所以需要自由。由此,左派强调集体互助,右派强调个人竞争。极左是什么?是在集体中完全抹杀个性,不允许有任何特立独行存在,所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极右是什么?是淘汰甚至人为消灭竞争中的失败者,在纳粹的眼里,除了优等的雅利安人,其他人种不配生活在地球上耗费资源。这次日记之争是左、右派之争吗?当时不是,显然作者是受害者心理作祟,强行给自己树了个稻草人做对手。
 
最后,自由的限度在哪?至今还记得在学校的一场“头脑风暴”。有个极其推崇自由主义的社会人士宣称,国家应该赋予公民叛变的自由,一旦两国开战,国民可以叛逃,如果我方胜利了,公民还可以安然无恙的回来。毕竟国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公民不受伤害。当初听了这个话就想问:都这么想的话,我方还怎么胜利?若如此,又怎么对得起用牺牲捍卫体系的人?没有履行对体系认同的义务,凭什么享受其对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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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莉

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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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诚首席债券分析师。个人微信公号:评级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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