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武汉日记》在海外出版闹得沸沸扬扬。维护者称这关乎言论自由，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就不应该惧怕一切反对声音；反对者称以道听途说的素材为蓝本，在如此敏感的时期自行代表武汉发声，极其不合时宜。

 

先站个队，在这件事上，博主支持“反对派”。先来理清楚几个概念和基本逻辑。

 

首先，政府会被骂垮吗？回答是，会。在博主多次推荐的《狂热分子》里，作者提出了 “言辞人攻击—狂热分子推翻—建制者重塑”的进程，其中骂政府正是上述政变三部曲的第一步。

 

其次，不会被骂垮就应该容忍攻击？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渣男可以说，如果女孩足够强大，就不应该害怕被我抛弃；贪官可以说，如果制度足够健康，就不应该害怕我们几个蛀虫；小偷可以说，如果你家足够富裕，就不应该害怕被我惦记。所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能不能承受被骂的结果，而是即使不会被骂垮，凭什么要被骂？

 

再次，反对日记出版的人是极左？概念清晰是讨论的前提。先来界定下什么是政治学里的“左、右”。大家可以双手握拳感受一下。现在，左手代表左派，右手代表右派。左手的特点是什么？弱，所以需要帮助；右手的特点是什么？强，所以需要自由。由此，左派强调集体互助，右派强调个人竞争。极左是什么？是在集体中完全抹杀个性，不允许有任何特立独行存在，所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极右是什么？是淘汰甚至人为消灭竞争中的失败者，在纳粹的眼里，除了优等的雅利安人，其他人种不配生活在地球上耗费资源。这次日记之争是左、右派之争吗？当时不是，显然作者是受害者心理作祟，强行给自己树了个稻草人做对手。

 

最后，自由的限度在哪？至今还记得在学校的一场“头脑风暴”。有个极其推崇自由主义的社会人士宣称，国家应该赋予公民叛变的自由，一旦两国开战，国民可以叛逃，如果我方胜利了，公民还可以安然无恙的回来。毕竟国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公民不受伤害。当初听了这个话就想问：都这么想的话，我方还怎么胜利？若如此，又怎么对得起用牺牲捍卫体系的人？没有履行对体系认同的义务，凭什么享受其对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