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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先讲个故事吧。公司综合管理部的领导是一位非常靠谱的职场人。起初每当他们部门下发一个什么通知，大家都各种抱怨式的“出谋划策”：这样安排会有很多问题的，为何不采取＊＊方案呢。但慢慢大家发现，不管我们提了什么替代方案，他的回答基本都是：你们说的这个方案之前确实考虑过的，但有1……2……3……等限制条件所以没法实现，因此最终选择了目前的方案。后来，复盘了整个决策流程后，我们也逐渐意识到，确实通知的是权衡了各种约束条件之后较佳的方案。
之后当我们再对综合的通知有异议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这一点我们都能想到，综合怎么可能没想到？然后，大家彼此相视一笑，调侃说，我们成熟了。
类比不是逻辑，讲故事也不能说明因果。但我想说的是，这跟我们对政府的政策评价何其相似。每当我内心开始质疑政府怎么会出台这么奇葩的制度，显然脑子里进了不该进的东西时，总会冒出一个念头：政府部门这些人，都是像清华、人大、北大等学校出去的高材生，我们普通人能想到的问题，他们怎么会想不到呢？后来突然顿悟了，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模式不一样。
政策制定是权衡基础上的妥协，而政策评论却可以是单一目标上的“应该”。很显然，我们的政府是多元化的目标主体。“既要……、又要……、还要……”成为我国多元化目标政策的经典表述。这个目标本身显然蕴含了多方利益的妥协和权衡，就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但站在单一的立场或者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就很容易得出政策有偏误，“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的评价。
你我都能看出来民营企业风险那么大，政府为什么还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其的信用扶持；你我都能看出来一旦包商银行的同业存单违约就会打击投资机构的信心，恶化中小银行的信用环境，政府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你我都能看出来一旦默认甚至鼓励发行人违约，会极大伤害行业和区域，甚至是系统性信用环境，为什么地方政府还要出面协调债券展期呢？……
任何分析的起点不应是参与方的智商有问题，最好也不基于“别有用心”的阴谋论。结构性压力下的主体理性选择，各方在联盟式博弈下可能带来的均衡和由此产生的后果，才是我们研究应该挖掘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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